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尤文图斯、巴塞罗那……这是一份不断增加的“足坛降薪大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中是否会出现广州XX、上海XX、北京XX等名字呢？

疫情肆虐，全球职业体育赛事遭遇重创，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让从业人员痛彻心扉。目前已有多支德甲、西甲、意甲球队颁布“减薪令”，财政危机甚至波及足协，澳大利亚足协70%的员工暂时停薪离岗，乌拉圭足协临时解雇所有工作人员。

那么，同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中超联赛和俱乐部，是否也会降薪？新华社记者近日多方采访，梳理了有关中超降薪的各种声音。

2019年12月1日，2019赛季中超联赛收官。图为北京人和队球员曹永竞（中）在比赛中拼抢。新华社记者龙雷摄

俱乐部：痛并纠结着

亏到心痛，不愿出头，也不方便出声。这是中超俱乐部相对普遍的心态。

收入为零，纯支出——青岛黄海俱乐部总经理孙迪曾对媒体这样形容俱乐部近期的状态。“联赛不开打，招商赞助就举步维艰，就很难很难，然后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卖也都是停滞的。所以说俱乐部原本还可以有一些收入，现在就为零，真的纯支出了。”此外，许多外援、外教由于疫情原因还没归队，但俱乐部依然需要支付酬劳。

这也是中超俱乐部面临的共同困难。

2019年12月7日，2019赛季中超联赛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图为获得本赛季中超冠军的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在颁奖典礼上与火神杯合影。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尽管如此，不少中超俱乐部在接受采访时都表态暂不考虑降薪。一支传统劲旅就表示：“暂时没有具体的降薪想法和方案，回头跟球员一起商量一下。”

某中小俱乐部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降薪问题，新赛季还没开始，特别是有保级任务的俱乐部，如果球员因为降薪问题出现抵触情绪，比赛失控，那就得不偿失了。”

还有俱乐部分析，是否降薪要看疫情发展态势，要看对赛事的整体筹划，薪资和赛事的开展程度密切相关；不建议强行推进，也不建议对工作人员薪资进行大幅调整；降薪是整个职业联赛需要统筹考虑的事情，“如果说是俱乐部自发的单方面行为，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2019年12月1日，武汉卓尔队球员与球迷在赛后向观众致意。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另一支近几年冲超成功的俱乐部虽然表态“倾向于降薪”，但又提出，还是要看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政策，如果有，俱乐部会参照执行。

有俱乐部更是直言：“各俱乐部都在观望，问题是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出头。”

有消息称国际足联将于近日出台关于降薪的建议，中国足协方面则还没有公开发声。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组织俱乐部管理层和球员代表一起商讨，“个人建议先设一个保底，有一个基础保障，剩下的工资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联赛恢复了100%那就发100%，70%就发70%”。

另一名足协相关人士也对适当降薪表示赞同，认为具体措施应因人、因俱乐部而异，“但最终还是要由俱乐部去做，协会去呼吁或者要求可能都不太合适”。

3月8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穆勒（左二）在德甲比赛中进球后与队友庆祝。新华社发（菲利普·鲁伊兹摄）

球员：中欧应有别

作为可能的利益受损方，球员怎么看？从新华社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不少国内球员并不太愿意接受降薪，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表态。

一名老牌俱乐部的队员表示：“俱乐部还没聊过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汉卓尔队的艾志波算是少见的公开发言的球员。他在社交平台主张减薪应“中欧有别”——中超俱乐部营收不主要靠转播分成和俱乐部周边，疫情短时间内难以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欧洲球队球员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国球员大多仍在集训；合同中相关条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据。

图为武汉卓尔队球员艾志波（上）在比赛中争顶。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的确，中超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俱乐部受停赛的冲击不同于五大联赛。足协曾公开的一份职业俱乐部财务成本分析显示，2016赛季中超16支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39亿多，收入64%来自商业赞助。

至于艾志波列举的第二点，大多数人仍坚持训练，也是很多球员反对降薪的理由。有球员就表示：“从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随着俱乐部训练，按时出勤，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外，据其他媒体报道，也有球员认为适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还能不能支撑得住？如果说降薪能够让企业运转得到缓解，那么接受降薪就是与俱乐部共患难吧。”

2019年12月1日，江苏苏宁队球员吴曦（左二）在比赛中抢点进攻。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球迷：薪资早就该降

在球迷之中，综合网民评论以及记者的采访，主流声音倾向于“该降”，且“早就该降”。

在PP体育及网易发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里，71%的人认为应该降薪，16%认为需要看具体损失。支持者的观点是：“没比赛就要减收入”“和疫情没关系，本身就应该降”“正好是个全面降薪的契机”。

图为微博投票截屏

中超球员身价虚高问题早就存在。在“体育情报”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体育薪资调查报告中，中超以120.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领域第六，仅次于五大联赛。足协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对俱乐部薪酬等进行限额。

足协内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这个机会把薪酬标准调下来，对于中国足协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图为“体育情报”网站公布的2019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薪资

除了高薪引发的关注，还有球迷认为疫情期间降薪意义不大。“欧洲降薪考虑的是降低运营成本，避免亏损，中超有不亏损的吗？”

也有人反对：“因为母公司体量大且投资中超原本就亏钱，所以不应该减薪，这是‘流氓逻辑’。”

3月30日，中超河南建业队在位于郑州的建业足球训练基地举行以体能恢复为主的训练课。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部分球迷指出，在球员坚持训练的情况下降薪有失公平，如球迷侯洁玉认为：“日常训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何况联赛后面还会恢复。”但也有人表示当下经济不景气，球员应体谅。球迷赵诚则说：“设身处地地想，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没比赛打就应该降薪。”

一名国安球迷预测：“应该降薪，但我认为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大规模发生。既然企业更多是为宣传自己而不是赚钱，那没必要为了几个月的薪水和球员撕破脸。而且入籍球员也一起降吗？”

图为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郑智在比赛中传球。新华社记者李明摄

专家：呼唤联盟 共度时艰

“俱乐部和球员，在劳资关系上可能有一些对立，但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总裁张庆说。

他认为，从俱乐部购买的角度看，付给队员的薪资是通过出售竞赛表演性产品来获取转播收益、门票、赞助等，若赛事缩水，收益必然缩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适当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为球员也可以表达这样一个姿态。”

体银商学院联合创始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安寿志也赞同“共同体”的观点，表示：“鼓励球员适当考虑俱乐部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与俱乐部共度时艰。”

12月1日，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的2019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30轮比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主场以3比0战胜上海绿地申花队，夺得第八冠。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但降薪最终能否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说不准，毕竟中欧足球生态逻辑、谈判机制等都有不同。

张庆认为，俱乐部会慎重考虑，“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严格意义上按照一个投资生意去经营，所以疫情之下不会单单从收益成本损失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决策出来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还有媒体人指出，对不同俱乐部要分别而论，一些中小俱乐部普通球员的薪资可能并不高。安寿志也提示：“一些因财政困难已存在对球员拖薪或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如果贸然提出降薪，可能会激发原本已存在的薪资矛盾。”

3月11日，德甲第21轮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主场以2比1战胜科隆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赛空场进行。新华社发（乌尔里希·胡夫纳格尔摄）

降薪是个复杂的决定，如果最终施行，协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当前缺少一个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疫情下更加凸显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联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来说，安寿志介绍，如果球员合同有约定不可抗力或时势变更的条款，俱乐部和球员可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当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主动降薪。

“无论降还是不降，都应当依法进行，各方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安寿志说。

执笔记者：丁文娴；参与记者：树文、公兵、周凯、刘旸

文字编辑：张悦珊

新媒体编辑：周欣

签发：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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