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各国足球职业联赛停摆，俱乐部没有比赛就没有收入，甚至面临破产。于是，德甲、西甲和意甲的不少俱乐部宣布降薪，其中包括巴塞罗那、拜仁慕尼黑等欧洲豪门。

中超球队同样受到疫情重创，至今没有比赛可踢、没有一分钱收入，而球员、教练的高额薪水却还在那里。4月10日，中国足协将在上海再次召开联赛工作会议，中超俱乐部也会讨论降薪议题。

笔者认为，中超降薪是大方向，职业球员更需要和俱乐部、联赛乃至整个社会共克时艰。不过，降薪的前提，是尊重现有契约，是加强协调沟通。写在合同里的年薪，当然不能随便更改，但不直接写在合同里的赢球奖金，完全可以适当下调。

降薪，不是只为跟风欧洲足球，而是因为中超联赛亏损太严重。中国足协公布的2016赛季财务分析显示，该年16支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超过39亿元。四年后，中超军备竞赛愈演愈烈，2019赛季中超烧钱引发的亏损数据可能更为惊人。

降薪，更因中超联赛收入畸高，降薪是提前释放风险。在欧洲足坛，球员、教练薪酬待遇有一条红线，一般不超过俱乐部年度收入的60%。而由于金元足球盛行，中超2016赛季的人工成本高达67%，同期英超是58%、法甲56%、德甲42%、日本J联赛45%。有媒体报道，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年薪120.7万美元，排名世界第六。

中超高企的人均收入，和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并不相配，超过了公众接受的底线，一如外界对流量明星们的批评。不过，特别需要指出：120.7万美元平均年薪的背后，不是中国本土球员赚大头，真正在中超联赛赚大钱的，是保利尼奥、奥斯卡、胡尔克等超级明星外援，外援和外籍教练的收入，占据了中超俱乐部开销的大头。

中超应该怎么降薪？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协调沟通必不可少。在成熟的欧洲职业足坛，职业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公司”，会根据市场调节沟通各方意见、落实各项政策，最终目的是生存第一、谋求共赢。

目前，不堪重负、内心希望减薪的中超俱乐部，为了不得罪球员，不愿主动提出降薪，而是希望中国足协出台指导意见再执行。面对俱乐部踢皮球，中国足协其实也很难，国外职业俱乐部都是自己主动降薪，各国足协没有任何号召，再说给球员发工资的是俱乐部，中国足协来号召降薪未必合适。

对比意甲降薪，是意甲职业联盟召集20家俱乐部进行投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降薪方案，最终19家俱乐部同意如果赛季能够重启并顺利结束，俱乐部工资将削减六分之一，而如果赛季就此报废，球员工资将减少三分之一。尤文图斯是唯一一家没有参与投票的俱乐部，是因为尤文已经开始采取了自己的降薪措施。据悉，降薪举措将会为意甲球队降低总计2.6亿至5.2亿欧元的开支。

中超降薪的尴尬，其实也凸显了中超这个所谓职业联赛，其实很不职业。中超联赛既没有中超职业联盟，也没有类似国外能维护球员群体利益的球员工会，由此推行降薪的协调成本太高，最终落地的可能性不大。有圈内人士直言，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并不完善，职业意识不强，缺乏一个类似意甲联盟这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写入《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中超职业联盟至今难产，表明足球改革前行之路十分艰难。

笔者认为，外援远比中超本土球员，更应该被降薪。如果只是对中国本土球员推行降薪政策，那纯粹是“欺负老实人”。当然，外援相比中国本土球员，维权意识更强，限薪难度更大。大牌外援都配备大牌律师和经纪人团队，一旦产生劳资纠纷就能上诉国际足联，中超俱乐部一般就“欺软怕硬”，不敢对外援“下刀”。

依旧拿意甲举例，意甲联盟的降薪，是全体队员包括非欧盟球员在内的集体降薪，以年薪为3100万欧元的尤文图斯球星C罗为例，他最多可能会少领超过1000万欧元的工资。C罗是整个意甲收入最高的球员，他带头响应俱乐部的降薪号召。此外，他还和经纪人门德斯一起捐出价值100万欧元的医疗设备，主要用于葡萄牙35个ICU正常的医疗运作。很显然，中超要推行降薪，应该瞄准球员中外援这个更高收入的群体，而不是本土球员群体。

如果中超真要推行降薪，在笔者看来，更不能忘却一个特殊群体：归化入籍球员，尤其是广州恒大为代表操作的一大批非血缘归化球员。这批球员虽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但享受的依旧是外援们千万美元的级别。对归化球员如何降薪，其实十分考验智慧。众所周知，这些归化球员的背后，就是高薪吸引，更丰厚的合同让他们做出入籍决定。如果真要对非血缘归化球员强制推行降薪，理论上存在着不小的违约风险。真要对非血缘归化球员进行降薪，有关俱乐部等也要思考周全、谨慎实施，做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做好应对预案。

在笔者看来，年薪一般都写入了球员的工作合同，绝不能以降薪作为理由悍然违背契约，必须尊重相关的劳动契约，并把保护球员利益放在首位。然而，中超的收入和欧洲不同，欧洲球员收入以固定年薪为主，赢球奖金占比很小。相比之下，中超球员的收入，除了写入合同的固定年薪外，往往还有未必写入合同细则、数额不菲的赢球奖金。广州恒大在2013赛季夺得亚冠冠军，球队赛季总奖金高达1.63亿元人民币，7年过去了，中超奖金进一步水涨船高。在疫情之下，比赛奖金这块如果没有写入球员合同细则，完全存在“适当下调”的操作空间。

中超是否应该降薪这一话题，之所以能引发诸多争论，暴露出的依然是中国职业足球的老问题：职业程度不足、市场意识不强、造血能力不够、青训人才匮乏、职业联盟难产等。当下，中国足球只有脚踏实地推动足球改革，尽早推出职业联盟来运营中超联赛，让俱乐部掌握更多话语权，逐步培育更多高水平足球人才“入市”，从供给侧来解决问题，市场这只大手才能实现自然“降薪”，然后才能真正实现平抑中超物价水平，平息社会各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