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足球报

记者陈永报道 席卷全球的保守主义浪潮、疫情和经济下行，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其实一个新的浪潮已经露出苗头——那便是投资人的“国进民退”。

刚刚过去的2020年，其实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分水岭，主要体现在足球泡沫破灭、疫情下的中国足球以及新政下的中国足球。

足球泡沫开始破灭，在2018赛季末到2019赛季初已经显现，当时有9家俱乐部退出，而2020赛季是集中爆发期，从2019年年末，到2020赛季开赛前，总计有17家俱乐部先后退出，其中2020年5月23日，准入标准公布时有16家，随后拉萨城投也退出了。

泡沫破灭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天海因无法准入而解散，说起来，天海的前身权健，正是中国足球泡沫的推动者之一。

至于疫情给中国足球的打击，这一点已无须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新政，2020年末颁布的新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限薪政策，二是中性名，三是联赛扩军。这些政策（加上其他政策），总体上，是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去推动的。

足球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但足球发展，更重要的是切合现实，然后循序渐进，比如中性名，《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表述是：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鼓励”、“具备条件”、“逐步”，这样的表述，其实很严谨了，但最后的政策，却是限时一刀切。

悲哀在于，各政策竟有矛盾之处：限薪政策，其出发点是保护俱乐部生存和发展，进而稳定中国足球的基本面，而且，严厉的限薪政策，某种意义上是足协为俱乐部减压背锅；同理，联赛扩军其实条件不成熟，但考虑到俱乐部的生存困境，扩军实际上是给了更多俱乐部一个缓冲期（保级压力减小）和希望（进入更高级别联赛）。

不过，中性名政策与此背道而驰，它严厉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没有人否认中性名是个好政策，但目前，中国足球的主要矛盾是生存矛盾，一个好政策，一个符合足球规律的政策，与中国足球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个政策就应该暂缓，或者给俱乐部更多的时间。

目前，中性名政策在国安和建业两家俱乐部身上，都引发了轩然大波。国安方面，俱乐部、球迷及部分媒体，认为足协的做法不尊重历史，不尊重足球文化，不过好在国安还有后路，那就是中信退出，如此国安就符合规定了；建业的发展就让人猝不及防，他们拟改名“洛阳龙门”后，当即有球迷组织宣布解散，随后有球迷到俱乐部所在地拉横幅抗议，甚至有球迷下跪，建业改名，成了跨年时中国足球的焦点所在。

实际上，中性名的影响，不仅仅是中超，更致命的，其实在中甲和中乙。换句话说，中超俱乐部改成中性名了，至少很多人还知道投资人是谁，但中甲和中乙的俱乐部改了，估计一般球迷，甚至他们俱乐部自己的球迷，都不知道是谁掏的钱。

那么，对这些民营俱乐部的投资人来说，投钱的意义何在？如果是企业名称，还可以宣传企业，或者可以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但现在谁都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每年投入过亿或者数千万，花了钱连响都听不着，没有经济层面的宣传效果，没有社会层面的宣传效应，如果政府再没有扶持政策……

赔本都赚不到吆喝——这才是真正的伤害。

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职业联赛，正掀起一波转让和迁移潮，其中，永昌有意迁移沧州，沧州有国企有意入股50%；泰州远大有意迁移无锡，目前正等待无锡政府方面的支持；建业有意迁移洛阳，更名为洛阳龙门，有消息（本报未证实）说，洛阳国企将介入俱乐部股权改革；更早时，绿城完成了股权改革，据说，将50%的股份，给了浙江能源（浙江省国企）。

民营俱乐部的经营困境，其实不单来自中性名改革，和整体的经济发展、企业的经营、疫情背景下的赛会制等多重原因，都是相关的，但中性名，似乎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冬天发生的一系列股权变革，或者股权变革的传闻，已经相对清晰地呈现了一种“国进民退”的苗头，那么，以冲甲和冲超的俱乐部为例，再来看看最近两年“崛起”的俱乐部。

2019赛季，冲超的球队是永昌和黄海，永昌是标准私企，黄海虽然是私企，但青岛集全市多家国企之力，给予支持；冲甲的球队有沈阳、兴城、泰州、东吴、联盛、九牛以及昆山，其中兴城投资人为成都兴城集团（95%股份）——成都市国资委的下属企业；昆山投资人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100%），为昆山市国资办下属企业。

2020赛季，冲超的球队为亚泰，投资人为长春吉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为长春市二道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属企业；冲甲球队目前是淄博蹴鞠和武汉三镇，淄博蹴鞠为淄博市体育局托管。

足球是社会和经济的一面镜子，房地产俱乐部曾遍地开花，和过去十多年房地产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但目前房地产政策转为调控，房地产俱乐部减少投入乃至逐步退出，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实际上，在中性名的大背景下，很多民营俱乐部迎接挑战的办法是寻求政府支持，希望政府能够多出钱，或者找企业入股，原因很简单，中性名政策，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诉求都无法满足，只能向政府求助，这种背景下，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反而不如直接入股，如此反而可以加强对俱乐部的控制力，进而保证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稳定扎根，扩大城市影响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遍地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地方政府也不再随便给点政策就有大批资金投资了，这就需要城市展现更全面的影响力和更精细的管理，进而吸引优质投资，或者内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足球，毫无疑问是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以沧州为例，在他们准备引进永昌俱乐部前，外界对沧州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这是个武术之乡”，更了解的或许会说起纪晓岚、张之洞、霍元甲（祖籍）。

但当他们和足球发生绯闻，外界详细了解才发现，沧州原来是人口大市，接近800万，沧州的经济也不错，GDP仅次于唐山和石家庄，位居河北第三，全国排名在60名左右，沧州还有不错的体育场，距高铁站只有5分钟。

国进的浪潮，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俱乐部名称的去企业化，足球俱乐部对于城市的宣传效应，会更加明显和集中，这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入主俱乐部一个更充分的理由，某种意义上，一个地方拥有了一家中超或者一家中甲，哪怕是一家中乙职业俱乐部，也是这个城市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全国范围内，能够拥有职业俱乐部的城市，目前也不过就三四十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职业足球俱乐部，在中国仍属于稀缺资源。

总体上来说，国企俱乐部更稳定，以鲁能为例，他们在1997年年底进入足球，在过去的23年里，虽然球队风风雨雨，但俱乐部一直很稳定，其坚持青训的做法，也赢得了圈内的普遍认可，到了今天，说起青训，哪怕是鲁能的死敌球迷，都会竖起大拇指。当然，鲁能最终的股权变革，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但济南市属国企济南文旅入股并接手俱乐部，同样是一种不错的延续。

国企俱乐部的稳定性，也和政策、政府负责人变更相关。历史上，烟草行业曾经大规模进入职业足球，但受限于政策，最终烟草行业俱乐部全面退出，此外，一个地方国企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又往往和这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相关，这同样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除了这些不确定性外，地方国企自身的风险，也需要正视。

在“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一家国企俱乐部的身影似乎稍显尴尬，这便是泰达。1998年2月，三星更名为泰达，至今，已有23个年头，但在2020赛季，它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债一直受到关注和监控，而所谓的地方国企俱乐部，实际上其投资人不少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在危及金融安全的可能性，监管政策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政策风险不能完全规避。

所以，必要的一个警示是：地方政府介入足球，决不能像房地产进入足球那样一哄而上，然后挥舞钞票无所顾忌，必须进行充分调研，保持谨慎态度，而在俱乐部运作时，也需要精细化，避免盲目加大投资，以至于出现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尴尬。

具体建议如下：（一）投资要谨慎稳健。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体育尤其是足球也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打造职业俱乐部是大势所趋，但相关投资要保持谨慎和稳健，不建议高额投入和投资，建议在目前中国足协给出的支出限额内进行投资，甚至可以再稳健一些，想要长久发展，这是第一位的，而谨慎稳健的投资，是实现长久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二）股权尽可能多元化。这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所倡导的：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多远投资。除非条件特别成熟，不建议由单一国企平台全额投资，促成市属优质企业、有兴趣的私营企业投资入股，或赞助胸前、背后、场地等广告，条件成熟甚至可以个人入股，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是俱乐部长久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管理要更加精细。过去的中国足球，引进一名外援，其转会费动辄溢价50%乃至更高，而其年薪可以轻松翻倍甚至更高，在目前泡沫破灭、中国足球进入收缩态势的大背景下，精细化的管理，就显得更重要。原来20亿到30亿或许可以放个大炮仗，拿一个冠军，但在不到6亿的支出下，如果还能夺冠，才是一家俱乐部经营和管理的功力所在，这对俱乐部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俱乐部的青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坚持是最好的口碑。考虑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变更以及各项政策改变的风险，地方国企俱乐部的目标，应该以生存为第一要务，长久地活着，才是最好的口碑所在。

其实，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一个志在远方的民营俱乐部，亦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