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一届中国足协领导班子已经产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颖川任党委书记，宋凯当选为新一任足协主席，孙雯、袁永清、杨旭、许基仁当选为副主席，袁永清兼任秘书长，同时还产生了由20人组成的新一届执委会。如何看待这一届新的领导班子？各界站在不同的角度，以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信息，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不管如何，未来一个周期之内，中国足球将在新一届班子的引领下全面展开工作，最终将走向何方？短时间内难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新任足协主席宋凯）

①踢球与管球的误区

“让懂足球的管足球！”这是多年来外界一直在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足球上不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不过，这句话其实本身是有歧义的，何为“懂足球”？踢过球、当过足球运动员，就一定意味着懂足球、就一定能管好足球吗？答案恐怕是未必。

所谓内行，当过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踢球或许是内行，但退役后改行当足球教练也未必是内行，毕竟教练员与运动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职业。而且，多年来，外界是如何诟病中国本土教练的，相信都很清楚。而改当足球的管理者，同样也未必就一定是内行，毕竟跨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当然，专业球员退役后经过深造与全方位的学习后，无疑将更有利于成为职业的足球管理人员。不过，以目前中国球员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素质，实现这种跨越的难度不小。

这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几乎与中国足球堪称“难兄难弟”的中国篮球。姚明作为世界篮球的巨星，其地位无需多言。但自从出任中国蓝协掌门人之后，不能说其工作不努力，而且他还放弃了许多的个人利益，一门心思希望把中国篮球提升到新高度。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运动员出身的姚明在退役后从事管理工作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没有人会说姚明不懂篮球，但现实却血淋淋地告诉我们：要管理好篮球，并不只是懂球便万事大吉，这其中所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的情况，远比球场上的瞬息万变复杂得多。

回到中国足球本身，迄今为止，中国足坛恐怕还找不出一位能够有像姚明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退役运动员，即便是像当年的年维泗或王俊生这样的足球管理者、领导者也很难物色到。于是，让懂足球的管足球在现阶段的中国足坛也就成为了一个悖论。所以，现实的可行解决办法之一就是用体育系统内其他运动项目的管理人员嫁接到足球项目上来。

此番新一届中国足协的“七人”班子中，除了孙雯是踢足球出身外，其他看似均与足球无关，因而又很容易被外界套上“外行领导内行”的标签。但毕竟管理足球本身是“用对人”、“用好人”，是与各方人士打交道，而不是事必躬亲、下场去踢足球。而且，运动项目虽然不同，但竞技体育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几位新任副主席到中国足协之前都已在体育总局其他运动项目担任所在管理中心的副职领导，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算是“高手”，在管理方面的能力恐怕甚至远超出退役足球运动员。

②相对稳定更为重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新班子而言，最严峻的现实就是如何尽快去了解和掌握足球运动的规律与特殊性。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是：自王俊生之后，中国足球过去20多年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九任主要负责人，特别是2009年底开始的第一波“反赌扫黑”后，新当选的宋凯已经是中国足协13年中的第六任最高负责人了，每届新领导几乎都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熟悉中国足球的情况。所以，“陪领导交学费”是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基本发展轨迹。等差不多熟悉和了解情况，准备施展手脚时，任期将满，又到了换人的时候。于是，中国足球就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中循环往复。

正因为此，与其拘泥于“懂球的管球”与“不懂球的管球”，不如面对现实，让一个领导班子能相对稳定地在任两届即八到十年时间。这或许是现阶段中国足球更现实的管理之道。久久为功，恐怕首先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班子稳定了，才有可能真正静下心来去考虑中国足球相对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才有可能去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更何况，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八到十年时间，急功近利只能是生产出一些次品、残缺品，一如当今社会广泛批评球员“基本功不扎实”“连传球都传不好”。想要改变，就只能是靠时间去打磨。对管理者而言，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当我们都在羡慕近邻韩日的足球发展时，我们不能忽略两个人物即郑梦准和川渊三郎。郑梦准从1993到2009年担任韩国足协主席16年，川渊三郎从1991年出任日本职业联盟主席到2002年改任日本足协主席、直至2008年共17年，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不管是韩国足球还是日本足球，在这两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两国足球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变化，为如今的韩日足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日韩三国的职业联赛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起步的，但30年的时间里，韩日早已经将中超远远甩到了身后。（注：韩国职业联赛虽然号称1983年起步，其实在1995年进行了一场大变革，全面向日本职业联赛学习和靠拢。）在郑梦准和川渊三郎任职期间，中国足协的负责人从年维泗到王俊生、到阎世铎、到谢亚龙、再到南勇，已经更换了五人。

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教训是“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那么，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足球，这一次能否汲取教训，这恐怕远比讨论“内行”、“外行”之类的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③三十年前一段往事

中国足球的现实决定了新的班子成员各个都坐在了“火山口”，尤其是新当选的主席宋凯，随时会被舆论“挖地三尺”展开各种爆料。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肯定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识的。不过，当外界在谈论宋凯是否是“门外汉”之时，或许其30多年前的那些经历，将会有助于当下的工作。

30年前，职业联赛作为新生事物在中国足坛全面兴起，国人对足球的热情也因此被第一次大规模点燃。那时的宋凯还只是一名北京体育大学的在读硕士生，而其毕业论文就是《当代中国球迷现象解析》。为完成论文，宋凯曾有过像诸多疯狂的球迷一样的经历，在耗时半年多时间里，骑着自行车，一路从北京骑到沈阳进行调研、与球迷聊天，因为学生时代没有钱，住过10多块钱的招待会，甚至直接搭帐篷露宿。某种程度上，宋凯对于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球迷情况是相当清楚和熟悉的。

也正是在那段调研、走访的过程中，宋凯认识了张桐坡，也就是中国足坛最先提出“股份制俱乐部”概念的第一人。1995年12月，中国足坛第一家以市场化机制运作的足球俱乐部——辽宁足球（股份）俱乐部正式诞生。尽管因为各种原因，辽足俱乐部在2020年5月被中国足协取消注册资格，辽足也因此不复存在，但始终不能否认辽足俱乐部当年的成立是中国足球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不为人所知的，宋凯曾全程亲历了辽足股份制俱乐部的成立，很多文件的起草也都由他完成的。

必须要承认，30年前，足球俱乐部搞“股份制”是比较先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超前的，是当时比较科学和合理、符合经济规律的一种更有利于促进体育、足球发展的形式，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大势。一方面，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已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当时像英格兰、意大利等国的足球俱乐部全部是股份制，德国的俱乐部已开始由“有限公司”向“股份制”过渡；巴西在80年代末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在巴西境内成立的俱乐部必须是股份制，否则不予注册。但因为是新生事物，注定其成长必然是曲折的。

从无到有，从不幸降级到重回甲A，一路走来，宋凯其实相当清楚辽足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什么，因而当辽足在三年前被中国足协取消注册资格时，已是辽宁体育局局长的宋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也许只有他本人清楚，但面对外界的各种非议，宋凯选择了默默忍受。不过就是那段经历为其后来在辽宁男篮的成功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而如今面对中国职业足球、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困境，相信宋凯也有其自己的独到见解。

这或许就是其此番任职中国足协主席一个“优势”，因为他的这段不为外界所了解的亲身经历是前几任足协领导人都未曾有过的。尽管已过去20多年了，但从辽足俱乐部的始创到辽宁男篮的跨界成功，显然有助于他重新回到中国足坛后更好地处理当下中国职业足球、职业足球俱乐部所面临着的困境，特别是辽宁男篮的成功，更多地是借助社会的力量、调动体育界以外的资源来帮助辽宁体育局取得所想要的成绩，而不是单纯依靠体育系统。如今，中国足球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就是如何去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中国足球走出困境。

回想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足球原本就只有一个“体制内的力量”即体育系统内的力量可以依靠，但因为没有成绩，相关管理部门几乎处于不管状态。如今，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后，因为班子成员几乎都来自于体育系统，因而体育系统内的力量将明显得到加强，而且目前的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也对“三大球”格外重视。

换言之，总局和足协之间的关系将更为紧密、更容易形成合力，这无疑将成为这届足协班子的又一个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新班子如何争取到更多的其他力量、尤其是社会力量的支持，一起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共创新局面？这才是新班子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