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

2020赛季中超、中甲均已落下大幕，相较于资本投入和市场关注较低的中乙，中超和中甲的结束通常也意味着下一赛季准备期的开始。

就2021赛季的准入而言，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了34支球队、特别是中超球队的面前：俱乐部名称中性化。

应该来说，中国足协的初衷是无法指摘的。

过去十年，是资本在中国足坛大行其道、空前泛滥的一个时期。

极端的泡沫化在十年间压垮超过30家中下游小微球队、并无限抬升中国职业足球运营成本的同时，也使得所谓的“职业化”诉求，在中国足球的环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

在过去，行政足球当道，不论是投资人、媒体还是球迷均叫苦不迭，“公权力是万恶之源”这一共识性的评语成为中国足坛的万能铁律。

整整二十年前，重庆隆鑫（前卫寰岛）2比2战平北京国安，由于主裁陈超数次做出不利于重庆的判罚，赛后发生了严重的球迷骚乱。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体育口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亲自就当役做出内参批示，并于三天后交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手中。

震怒的袁伟民立刻唤来刚刚上任足协主席的阎世铎，并予以一顿痛批。

中国足协对于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再次以息事宁人而了结——就像他们在处理一年前的渝沈之案那样。

阎世铎召集了甲A、甲B所有俱乐部投资人，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并告诫“不可再发生如此祸乱”……

然而那起“官哨”的起因，恰恰是此前北京国安由于小王涛被追加处罚而扬言退出5月18日做客重庆的比赛（当时国安董事长李世林召集百名记者大开发布会、痛陈不公），从而引发足协的惶恐，以致于在重庆vs国安的比赛中派出了“官哨”，以安抚国安俱乐部的情绪。

到头来，傲慢的足协还是没能就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公众一个清晰的解释。

十几年后，当资本取代了权力、成为足坛新的话事人、即新的规则解释权的持有者时，正如2010年怀揣巨资入局的恒大，甫一登场就驱逐了广州足协的势力：“他们都是一帮陈旧的老人。”

当资本凌驾公权，“什么是职业化”的问题其答案也就被彻底绑架：去公权化，去国有化。

不论是恒大挥斥方遒死死压制住了中信国安、鲁能泰山等国资俱乐部，还是2016年之后连国家队和U23国家队都日趋外包化——凡是行政屈首于资本，似乎在足坛的新境下，就是所谓“职业”的写照。

然而，这样由资本打造的“职业狂欢”，到底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呢？

是这十年中超保级的成本都飙升到8亿/年，还是85后至今的四代中国国脚拿着世界足坛通用标准内的“反标准”的巨额酬劳？

资本足球的风，刮了十年，既没有重温2001年五里河出线的旧梦，也没有再捧出任何一代叫舆论眼前一亮的新人。

反而，廉颇老矣的85一代却恰恰是最后一批拿得出手的中国国脚。

他们淬生于1994年职业化之前的体工时代，他们也奉献了中国男足最后两次能让人略感欣慰的演出（俄罗斯世界杯亚洲12强赛、2019阿联酋亚洲杯）。

因而，扑灭资本的邪风，正当其时。

那么如此正当的政策，为何会遭遇民情反噬？

只能说，从1994年一开始，看似由行政力量主导的职业化，其根子就是依托于资本。

这便导致了中国足球严重区别于欧美社区足球“城市至上”的原则，致使资本摇摆于“底蕴雄厚”和“尾大不掉”之间。纵使阅球二十年的中国老球迷群体，也很难就取舍队名而自圆其说。

以两家江湖地位深重的民企俱乐部——上海申花和大连万达/实德为例，不论是申花集团的郁知非，还是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亦或是实德集团的徐明，“以球及政”，都是掩饰不掉的初始诉求。

这就是‘尴尬’。

意甲的罗马队，美国资本来来往往，但他永远叫罗马；国际米兰连续被亚洲资本交换，但他永远叫Inter

可以这样直接了当地说：巴萨球迷可以干脆利落地高呼：“Som barcelona！”，皇马球迷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振臂：“hala madrid！”——可是对于中国的上海球迷和大连球迷，“申花”和“万达”，从一开始就写在挥舞的旗帜上，资本的痕迹根本抹擦不掉。

这三家企业的名字，甚至随着上海前陈姓市长和大连前薄姓市长的落马，一度意味深长。

当“申花”、“万达”、“实德”在虹口足球场或金州体育场的看台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企业、成为球迷一个单纯的信仰词藻时，作为高层的商业管理者，依旧没有办法自欺欺人地用一句“这不过是一个足球队名而已”来搪塞。

1999年，这是陈市长之子陈维力在申花俱乐部挂名总经理（虽仅挂名，薪水并不少拿）的最后一年；同在这一年，四年前申花的冠军主帅徐根宝却在大连举步维艰，从意气风发的“要为大连城庆100周年献礼”，到黯然失色的“即便走人，我也要和薄市长打声招呼”，只需要5轮。

“一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这是90年代启动职业联赛的口号信念之一，可是事实上没有一家俱乐部以纯粹的地域命名，不论是明面的后缀还是背后的实质，均可一窥资本种下的影子。

也许申花和大连在今天都很“幸运”，一个已经几乎成历史词汇，另一个更是主动自我蜕变为“大连人俱乐部”，但同样的尴尬，河南建业、长春亚泰等企业队伍根本避免不掉。

哪怕在河南球迷、长春球迷的眼里，“建业”和“亚泰”仅仅是个足球词汇而已。

去除资本对中国足球的袭扰，这是当下新足协班子上任一年半以来着力进行的变革：颁布各种帽、施行空前严厉的限薪令、升级为A类准入的中性名……

初衷让人鼓掌，但现实的尴尬同样让人冷笑。

历史遗留的问题，让人忍不住回看历史。90年代我们开启的所谓“职业化改革”，它真的是以一座座城市为单元、为基准，还是以这些城市内的企业、投资人为坐标呢？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倡导了四种俱乐部形式：①由政府或体委兴办；② 体委为主企业协办；③ 企业为主体委协办；④ 企业或个人兴办。

最终的结果是，八一队解散后，前两种不复存在，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类纷纷登堂入室。

如果近三十多年前，从一开始我们走的就不是欧洲式的社区足球——即先培养基层足球人口、进而组建可以自我供血的职业俱乐部——而是上来就压根是依托资本所打造的空中楼阁，那么强行而为二十年之久，又怎能在二十年后反向强求另一个极端呢？

大幕拉开时就沾染着灰尘，如今想要掸去，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中国足坛这些企业队们依旧无法自负盈亏、依旧在靠着母司注血求生存、依旧在发生股权变动后就得立刻更名改姓，万达变实德、医药变恒大、舜天变苏宁、力帆变当代…

这个时候，强制要求名称中性化？

‘尴尬’，实在是一种很无奈的局面与情绪，因为它往往意味着无解。